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干？一文详解

　　来源：金融时报证监配资入口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回应市场关切。

　　“潘功胜在对2025年以来货币政策主要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明确将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表示将从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传导等方面统筹推进，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这回应了市场关心的重要问题，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定调不变

　　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对于2026年央行货币政策取向，潘功胜明确，2026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地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集成、协同效应，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他从数量、利率、结构、汇率等方面加以详细解释。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延续支持性立场。梳理可以发现，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已18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提供的中长期流动性持续在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发挥作用。与2018年下半年本轮降息周期以来的高点相比，政策利率共下调了10次，累计下调了1.15个百分点，引导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房贷利率分别下降2.5个和2.7个百分点。粗略匡算，当前人民币贷款余额约270万亿元，按照贷款利率下降2.5个百分点计算，相当于每年为贷款主体节约利息支出超过6万亿元。

　　而且相较于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政策长期立足跨周期视角，没有大收大放，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强。中国个人房贷利率水平已经接近美国、英国、日本“零利率”时期房贷利率的平均水平。

　　“此次再度明确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立场，也是给市场吃了个‘定心丸’。”有业内专家表示，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不变，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潘功胜提出‘灵活高效地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表明降准、降息仍是货币政策操作的可选项，但预计将在多重目标平衡下，做好‘相机抉择’。后续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引导和调控好利率水平，重视政策实施的质量和长远效果。”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解释，同时，央行将更多运用质押式和买断式逆回购、MLF、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等多种流动性投放工具，短中长期相结合，实现“削峰填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资金利率平稳运行，稳市场、稳预期。

　　在结构层面，今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点将聚焦于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今年1月，为更好促进政策效果，央行已先行出台结构性降息等八项政策，大牛证券，大牛证券配资，香港大牛证券公司将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额扩面。”温彬表示，这些都旨在提高结构性工具吸引力、强化精准滴灌，并避免政策资源冗余，提升政策工具的支持精准度和使用效率。

　　处理好“三重平衡”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

　　除了回应当前的政策立场，潘功胜还明确，在中长期，也就是未来五年的“十五五”时期，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从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传导等方面统筹推进。

　　这也与此前央行多次表态一脉相承。早在2024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就曾提出“我国货币政策要注重把握和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与外部三方面的关系”。

　　对于上述三方面关系的平衡，受访专家表示，央行权衡长短期目标的最主要体现是坚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此外，人民银行日常操作也会合理权衡长短期因素。

　　围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业内人士表示，以往的货币政策操作充分展现了央行这种平衡的艺术。“央行一直综合考虑稳增长与防风险。”受访专家谈到，可以看到央行一直在总量上努力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充裕水平，保持货币信贷与实际需求匹配，同时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价格上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也要实现银行自身稳健经营，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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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内部与外部均衡，则体现在我国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货币政策首先立足国内发展。”董希淼谈到，在政策周期错位下，我国货币政策顶住了外部压力，支持扩大了国内有效需求。政策调整稳妥审慎。

　　对于如何推进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建设，潘功胜明确将从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传导等方面统筹推进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建设。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志。”有专家对《金融时报》记者解释，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际上，美、欧、日央行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出现过金融脱媒加速，数量目标可控性、可测性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下降的过程，并逐步淡化数量中介目标，转向价格型调控。这也正是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方向。

　　而在传导层面，温彬表示，预计将在近两年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优化，畅通由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考虑到当前信贷利率已处于历史低位水平，呵护银行息差仍为重要目标，对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表述，也从去年的‘推动下降’调整为‘促进低位运行’。后续降低融资成本，将更多通过‘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实现，包括有序扩大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等。”